董承是密召曹操进京最大功臣，却被曹操满门抄斩，其心难测如此

2025-02-14 09:51 点击：来源：快乐生活

摘要：董承是密召曹操进京最大功臣，却被曹操满门抄斩，其心难测如此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之“野心家”董承（下）之《衣带密诏》文：小A斯蒂芬在上一篇中我们讲到董承与杨奉以及白

董承是密召曹操进京最大功臣，却被曹操满门抄斩，其心难测如此

小A点评三国风云人物之“野心家”董承（下）之《衣带密诏》

文：小A斯蒂芬

在上一篇中我们讲到董承与杨奉以及白波军余帅韩暹、胡才、李乐一起护送着汉献帝朝廷经历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安邑，并安定下来。

董承

在安邑进行了简单的休整以后，对于是否前往洛阳白波军余帅们与杨奉董承产生了分歧。杨奉和董承一致认为应该继续进驻到洛阳，可是以韩暹胡才李乐为首的白波军势力却认为应该留在安邑发展。以此为导火索，韩暹率兵攻打了董承，董承抵敌不过投奔了张杨。

张杨

张杨对于汉献帝东归洛阳是保有支持态度的，所以他一方面让董承先行前往洛阳修缮被损坏的皇宫，另一方面则亲自率兵前往安邑，向白波军施压，以达到迎接汉献帝还都洛阳的目的。

在董承负责修缮洛阳皇宫的期间，还发生过一段插曲。据《三国志武帝纪》记载，在建安元年的春正月“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卫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

也就是说董承在修缮皇宫的期间，与袁术的一个叫做苌奴的部将联合击退了曹洪的西进。

曹洪

当时的曹操刚刚打下了陈国，正屯驻在武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南省鹿邑县城西邱集乡武平城村。曹洪在这里接到曹操西进迎天子的命令，然后进兵到汝南颍川一线，盘踞在这里的黄巾军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部当时还是属于袁术的藩属势力。个人猜想，与董承一起据守险地对抗曹洪的“袁术将苌奴”可能也是汝南颍川一带的黄巾军势力中的一支。也就是说董承当时一方面修缮皇宫，另一方面可能是积极的与这些黄巾军势力进行接触，并最终形成了一个相对存在的联盟，以为自己日后在朝廷中的地位争取有生力量。

不过好景不长，在二月份，曹操又亲自征讨汝南颍川的黄巾军，并且斩杀了刘辟和黄邵，而何仪则率众投降了曹操。但是在这之后曹操却停止了迎天子的计划，进入到了观望阶段。其原因大概是由于听说了张杨的介入。

当时的张杨在各路诸侯中实力尚属强劲，即便是曹操也没有完胜的把握，所以停止迎天子的计划进行观望寻找机会是最好的选择。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当时的张杨正带着兵向安邑县的白波军将领进行施压，试图将汉献帝迎接到洛阳。白波军的这些将领们，虽然是护送汉献帝东归的主要功臣，但毕竟跟张杨相比还是难以抗衡的。所以张杨应该是基本上没费什么周折，就与之达成了共识。最终由杨奉、韩暹与张杨一起护送汉献帝进驻洛阳。而胡才和李乐则留在了安邑，以防西部李傕郭汜的后患，另一方面也是白波军给自己留的后手。

由于洛阳当时残破不堪，张杨将汉献帝暂时安置在洛阳城西故中常侍赵忠的宅邸中，一直到七月份才正式入住杨安殿。

杨安殿就是张杨让董承修缮的洛阳城中的皇宫，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张杨认为汉献帝能够回到洛阳全都是自己的功劳，所以就给新修建的皇宫命名为杨安殿。张杨的这种做法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叫做“锋芒毕露”，这其实已经让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力斗争中处在了不利的境地。张杨的性格也的确并不适应这种明争暗斗的生活，他自己倒是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就率先号召军阀出屯外镇，自己也做了个表率，公开说道“天子当与天下共之，朝廷自有公卿大臣，杨当出捍外难，何事京师？”于是他就还军野王，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野王又称为野，当时隶属于河内郡，曾是春秋时期晋国的属地，也就是今天河南省的沁阳市。

随后，杨奉也选择了出屯梁地。这里的梁地，可不是东汉时期豫州治下的梁国，而是位于洛阳东部偏北的梁县，又叫做大梁，也就是今天的开封市，这里曾经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国都。杨奉的这一举动应该是为了防范关东诸侯而为之。

从地图我们就可以看出，朝廷的这次军阀出屯外镇可不是随随便便的举措，而是具有一定现实意义的。张杨所屯驻的野王也就是今天的沁阳市，位于洛阳北部，是为洛阳北部屏障；杨奉屯驻的大梁是位于洛阳城的东部，是为洛阳东部屏障；再加上之前白波军将领胡才和李乐留驻的安邑，也就是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正好可以作为洛阳的西部屏障。这样一来西北东三个方向都有了护卫京师的屏障，既划定出了朝廷当时的势力范围，也更有利于朝廷在洛阳的发展。

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既然西北东三个方向都设下了屏障，划定了疆界，为什么南方没有呢？这显然并不符合正常思维下的事物发展规律，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一点，就是当时在洛阳城的南方也是设有一个驻守屏障的，只不过这段历史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么我们可不可以通过史书中的其他讯息推测出这个驻守在洛阳南部屏障的人选呢？

据《后汉书》记载，在张杨和杨奉出屯外镇以后“（韩）暹与董承并留宿卫”，也就是说洛阳城只剩下韩暹和董承这两个军阀。个人推断如果有南部屏障这种需要的话，一定是从这两个人中进行选择。作为在护送汉献帝东归过程中实力最强，出力最多的白波军势力，应该不会轻易的放弃中央控制权，既然胡才和李乐已经被留在了安邑，而杨奉又主动出屯到了大梁，那么剩下的韩暹也就不太可能轻易的选择出屯外镇了。那么可以出屯外镇的人选也就只剩下董承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当时内定的洛阳城南部屏障驻守人员应该就是董承。而且在之前，董承联合“袁术将苌奴”击退曹洪的事情，也应该让是他在洛阳城以南的地方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曹操虽然击败了汝南颍川的黄巾军，还受降了其中的一部分，但是应该还是有一部分黄巾军迫于曹操的压力向西撤退。而汝南颍川的西部正是南阳的北部，也正是洛阳的南部。董承在这一带招降撤退过来的黄巾军，并将其组织起来以对抗曹操，具有一定的现实基础。这或许也是曹操停止迎天子计划的另一个客观因素。

不过，这种四面护卫京师的状态很快就在董承与韩暹的争权中崩溃瓦解。据《后汉书董卓传》记载“（韩）暹矜功恣睢，干乱政事，董承患之，潜召兖州牧曹操。”

也就是说董承为了与白波军势力抗衡，在背地里与曹操接触，并最终招来了曹操。重新上演了一把汉末董卓进京的翻版戏路。这对于董承可以说是极大的讽刺。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作为白波军余帅中实力最强的杨奉也选择了默许。因为在这之前，朝廷中有一个阴附曹操的大臣，叫做董昭，他假借曹操的名义给杨奉写过一封求和信。《三国志董昭传》原文记载如下“吾与将军闻名慕义，便推赤心。今将军拔万乘之艰难，反之旧都，冀佐之功，超世无畴，何其休哉！方今群凶猾夏，四海未宁，神器至重，事在维辅；必须众贤以清王轨，诚非一人所独建。心腹四支，实相恃赖，一物不备，则有阙焉。将军当为内主，吾为外援。今吾有粮，将军有兵，有无相通，足以相济，死生契阔，相与共之。”

董昭

杨奉看了这封信以后非常的高兴，并当众宣布“兖州诸军近在许耳，有兵有粮，国家所当依仰也。”还给曹操表举了一个“镇东将军，袭父爵费亭侯”的军衔爵位。

曹操就这样在董承的“潜召”，以及杨奉的默许之下，率兵进驻到了洛阳。也由此开始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生涯。

杨奉

曹操进驻洛阳以后连续使出了一套组合拳，归纳起来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诣阙贡献，禀公卿以下”，“禀”这个字最初就是赏赐谷物的意思，也就是说曹操带着粮食，从天子到公卿及其以下的官员，全都赏赐了一个遍。这是典型的收买人心。当然对于当时的朝廷来说急需要的也的确是粮食，所以这种行为也可以理解成是雪中送炭。但是曹操做的第二件事，就直接让这种雪中送炭的行为变了性质，那就是“因奏韩暹、张杨之罪”。曹操所奏韩暹和张杨到底有什么样的罪名，史书没有记载，我们也不知道，想来无非就是干乱朝政之类的说辞。汉献帝虽然以韩暹和张杨有护翼车驾东归之功而赦免了两个人的罪名，但是却直接导致韩暹因为畏惧被诛，而单骑投奔了杨奉，使得白波军失去了朝廷的控制权。曹操做的第三件事就是“以洛阳残荒，遂移帝幸许”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迁都许县”。

曹操

整个过程曹操做的非常的流畅，毫无破绽。面对这样的结果，董承也已经无力回天，只能默默的跟随曹操前往许县，并在之后的若干年间始终保持着默默无闻的状态，一直到衣带诏事件的露出。

关于衣带诏事件的前因后果，小说中所载与历史记载基本吻合，只在细节上稍有不同，其中《三国志先主传》中的记载相对比较完善。

据《三国志先主传》记载“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是时曹公从容谓先主曰："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数也。"先主方食，失匕箸。遂与承及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同谋。”

“未发”的意思就是没表态。也就是说董承在接到了汉献帝的衣带诏以后，最先找来商量的人就是刘备，可是却被刘备拒绝了。但是之后由于发生了青梅煮酒事件，曹操又对刘备说了“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的话，这让刘备非常不安，他认为曹操是在试探自己，并以此感觉到了危险，于是就又答应参与董承密谋“当诛曹公”的计划。一同参与这件事的还有长水校尉种辑、将军吴子兰、王子服等人，据《献帝起居注》记载还有一个议郎吴硕也参与其中。

不过，刘备和董承等人的计划还没有正式展开的时候，刘备却被曹操派遣离开了许都，前往徐州去阻击试图从下邳北上投奔袁绍的袁术。这件事发生在建安四年，一年以后，董承等人在筹备实施计划的过程中，不慎泄露机密，被曹操知觉，结果包括董承在内的四人全都被曹操所杀，并夷三族。

关于衣带诏的真伪问题，历来都是三国这段历史中争议很大的话题。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用了一段代表其观点的话来阐述了这段历史，原文是这样“初，车骑将军董承称受帝衣带中密诏，与刘备谋诛曹操。”从司马光这段记载中的“董承称”三个字，我们可以感觉到司马光的观点是认为，衣带诏的存在是由董承单方面说出来的，至于是不是真的受到了汉献帝的密诏，只有董承自己知道。很明显，司马光是在怀疑这封衣带诏是由董承伪造的矫诏，而不是真的出自于汉献帝的授权，但是他又拿不出直接有力的证据，所以才用了“董承称”的这种说法。

那么司马光的这种怀疑有道理吗？他为什么会这样怀疑呢？

实际上，在史书记载中对于董承的衣带诏是出于汉献帝的授权这一点，是给出了肯定的说法的。除了《三国志先主传》中“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的记载以外，在《后汉书孝献帝纪》中也有“（建安）五年春正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越骑校尉种辑受密诏诛曹操，事泄。壬午，曹操杀董承等，夷三族。”的记载。

从这两段记载来看董承的这封衣带诏的确是出自于汉献帝的授权，这件事应该是板上钉钉没有任何异议的。

可是当我站在汉献帝的角度来分析这件事的时候，却产生了和司马光同样的怀疑。

首先，我们从汉献帝的角度来看这封衣带诏，汉献帝应不应该，或者说是他可不可能写这封让董承去诛杀曹操的衣带密诏呢？

我的观点是，不应该，也不可能。理由有两个，一个是这封衣带诏出现的时间。从历史记载来看，这封衣带诏最早是出现在建安四年刘备被曹操派往徐州去阻击袁术之前，这一时期的曹操正处在与袁绍争霸的初期，大战几乎是一触即发，而且在建安五年，董承被杀后不久官渡之战就正式爆发了。在这种关键时期，其实也是决定汉献帝许都朝廷命运的重要时期。如果汉献帝在这一时期让董承发动诛杀曹操的政变，其实无异于是在给袁绍送大礼，也就等于是自掘坟墓。如果曾经试图另立新帝的袁绍因此而打赢了曹操，那么汉献帝的地位也将受到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一点，以汉献帝的聪明不会不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第二个就是汉献帝对董承这个人的认知上面。董承在我们一般读者的印象里，是一个保持着对大汉朝廷忠心的人，他密谋除掉曹操的目的也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但是据《献帝起居注》记载，董承在刘备离开许都以后，曾经在跟王子服密谋的时候，说过这样一段话“郭多有数百兵，坏李傕数万人，但足下与我同不耳！昔吕不韦之门，须子楚而后高，今吾与子由是也。”

郭多就是郭汜。董承说这段话的意思是“郭汜曾经以数百的人马击败了李傕的数万兵力。现在就看你（王子服）和不和我同心。想当年，吕不韦是因为控制了子楚才获得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今天我和你也是同样的道理。”

子楚就是秦庄襄王，秦始皇的父亲，本名赢异人，后改名子楚。

子楚

也就是说董承想要除掉曹操并不是要匡扶汉室做大汉的忠臣，而是要在除掉曹操以后将汉献帝掌控在自己的手里。

实际上，作为一个西凉军起身的军阀，董承对于权力的向往一直以来都是比较积极的，他的一举一动也都透露着他的野心勃勃。尤其是他成为汉献帝老丈人作为外戚存在以后，这种野心也就更加的膨胀起来。他密令孙俨试图砍杀伏皇后未遂的事件，可以算作是直接的证据。董承最初与白波军争夺朝廷控制权也是这种原因，他后来潜召曹操入京的目的本来是希望曹操成为自己的助手，没想到竟然鸠占鹊巢，让曹操捡了个现成便宜。这一点肯定是董承所无法接受的事情，所以他在暗中寻找扳倒曹操的机会也就将会是一种常态化的存在。

董承

而对于这一点，在不断的宫廷政变中磨练起来的汉献帝不会没有感觉，无论是曹操还是董承，或者其他任何人掌权，自己的地位都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转变。所以对于汉献帝来说将除掉曹操的衣带诏交付给董承，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一旦董承政变失败，衣带诏落到曹操的手里也将给自己带来莫大的灾难，甚至是帝位不保。

所以综合实际情况来看，衣带诏应该并不存在。

但是，无论是《三国志》还是《后汉书》中又都明确记载了这封衣带诏，似乎可以作为其存在的确凿证据。这种史书记载与现实逻辑情况相互违背的现象又是如产生的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也只能给出猜测性的答案。我的观点是，真正的由汉献帝授权的衣带诏应该并不存在，汉献帝不会傻到去写这样一封可能会成为对自己不利证据的诏书。但是汉献帝对自己老丈人董承的口头上的授权应该还是有的，只不过汉献帝没有预判到董承为了增加号召力，会将这种口头上的授权谎称为衣带诏这样实体的存在，进而也加速了董承实施诛杀曹操计划的速度。

这应该也是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怀疑衣带诏真实存在的根本原因。

据《献帝起居注》记载，董承说服了有些惧怕起事的王子服，并与之一同制定了具体的计划，还把和自己密谋的“腹心办事者”和盘托出，于是董承与王子服“遂定计”准备起事。

可是当董承等人密谋的这个计策还没有实施的时候，《三国志武帝纪》记载“董承等谋泄，皆伏诛”，《后汉书》中也用了“事泄”这样的字眼，可见这件事的确是泄露了出去。而泄露出去的原因只可能是有知道内情的人跑去向曹操告了密。

但是，据《袁弘汉纪》记载“春正月壬午，车骑将军董承、偏将军王服谋杀曹操，发觉伏诛”。这里所说的王服很明显是与前面所说的王子服应该是同一个人。从这段记载来看，董承和王子服谋杀曹操的计划是因为被曹操有所发觉，而伏罪被诛的。

也就是说在史书记载来看董承计划的败露是分为两种说法的，一种是董承方面有人告密。另一种说法是曹操单方面先知先觉。

不管是董承方面有人出首告密，还是曹操方面有所发觉，其结果都是一样的，据《资治通鉴》记载“春，正月，董承谋泄；壬子，曹操杀承及王服、种辑，皆夷三族”。

在这里我注意到一个问题，就是司马光所记录的这份被曹操诛杀夷族的人员名单中，只有董承、王（子）服、种辑三人，却没有将军吴子兰和议郎吴硕，而且司马光没有加上代表省略的“等”字。也就是说在司马光能够找到的史料中，只能找到董承、王（子）服、种辑三人被杀被夷族的记载，而并没有将军吴子兰和议郎吴硕的记载。可是议郎吴硕在《后汉书董卓传》中是明确记载也是被曹操所杀的人物，这一点不知道是司马光疏漏了还是有意为之。不过，个人感觉，这种现象应该是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司马光判断这两个人曹操没有抓到，而且家人也不在许都，所以不再被杀之列。另一种可能就是这两个人就是告密者。当然，这个也只不过是一种猜测，权当娱乐。

曹操杀了董承等人以后，还不过瘾，他又想起了董承的女儿董贵人，于是就进宫要杀董贵人。据《后汉书皇后纪下》记载“董承女为贵人，操诛承而求贵人杀之。帝以贵人有妊，累为请，不能得。”

董贵人

曹操的这种做法说他是斩草除根，其实更像是在警告汉献帝。由此也可以知道，曹操的确没有拿到汉献帝“衣带诏”的证据，所以他只能是警告，而不能采取实质性的措施。由此也可以推断“衣带诏”的确并不存在，只是董承单方面的说辞。

董承的故事在历史上和小说中大体相同，只是有些细微的差别，但是他的人物形象两者间却截然相反。在小说中董承基本上就是一个忠臣的形象，罗贯中甚至在董承被杀后用了一首“忠贞千古在”的诗句来给董承定下这种高尚形象的基调。但是通过我们这一次的分析，董承的忠臣形象至少是要大打折扣的，他其实是一个极富野心，而又城府极深的人，这一点可能是受到了董卓的影响。

董卓

而且，有证据证明董承和董卓很可能还存在这血缘关系。据《献帝起居注》记载，李傕郭汜大交兵的时候，汉献帝曾经派遣凉州旧姓皇甫郦去为李傕郭汜进行和解。皇甫郦在说服郭汜之后，又去李傕的营寨，可是李傕却拒绝和解。当时皇甫郦有一番劝说李傕的话，这番话比较长，限于篇幅我们就不全篇引用了。在这番话中皇甫郦用董卓曾经的强盛而最终身首异处的结局来警示李傕。其中有这么一句“近董公之强，明将军目所见，内有王公以为内主，外有董旻、承、璜以为鲠毒，吕布受恩而反图之，斯须之间，头县竿端，此有勇而无谋也。”

皇甫郦

在这段话中皇甫郦提到了三个董卓的属下，而且都是姓董的人，也就是董旻、董承、董璜三人。最主要的是皇甫郦在提到这三个人时的的顺序，他先是提到董旻，最后提到了董璜，却将董承夹在了中间。

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卓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典兵”也就是说董旻是董卓的弟弟，而董璜则是董卓哥哥的儿子。那么按着皇甫郦提到这三个人时将董承夹在这两个人中间的这种顺序，董承至少也应该是董卓的侄子才合乎道理。当然了也有可能他们是一种认“干亲”的行为，毕竟董卓自己在初入洛阳的时候就曾经与董太后拉过关系。